纪念一位最伟大的女导演

文

盛昊阳

阿涅斯·瓦尔达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她的不言倦。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，无论年轻时有多么聒噪，曾多么急切地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和观点，年逾九旬的人极少还有丰沛的表达欲，他们要么觉得早把话说完了，或者省下力气懒怠再说。

但对于八十多岁还在拍片的阿伦·雷乃、埃里克·侯麦和雅克·里维特而言，这一点并不成为问题——甚至也不是因为瓦尔达的作品有种看破世情后的平易近人，戈达尔去年获金棕榈提名的《影像之书》才更符合这种描述。我们喜欢阿涅斯·瓦尔达，是因为在「新浪潮」的大师名单中，她比较柔软，人也最可爱。

阿涅斯·瓦尔达

在2008年的《阿涅斯的海滩》里，瓦尔达在滩涂上倒着行走，步调有些迟缓，却以明快的语气介绍自己：「我在片中是一个发胖的老太太，有些话唠，向你们诉说她的一生」。那时她80岁，梳着她标志性的bobo头，以发旋为中心是一圈银白色，其余部分染成她钟爱的勃艮第红。

然后是拍摄于10年之后的《阿涅斯论瓦尔达》，依然微胖、健谈，保留这个发型的她时髦得令人艳羡。

瓦尔达喜欢紫色、深红和一切介于两者之间的颜色，并坚持用这些艳丽的色彩装扮自己。当她侃侃而谈时，生动的表情和明亮的眼神都不似一位老态龙钟的「祖母」，反而显出少女般的明媚。而她的语调又是舒缓而诙谐的，没有足够多的所思所感，不可能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，还能如此宁静地分享那些关于「灵感，创作和分享」的故事。

《阿涅斯论瓦尔达》

「灵感是你拍电影的原因，什么样的动机、想法、环境，什么样的偶然事件，点燃了你拍电影的欲望」。瓦尔达非常诚恳，但她的经验之谈显然具有难以复制的专属性。

1993年的一次采访里，瓦尔达说她26岁时还不知道巴黎有座电影资料馆，在《阿涅斯的海滩》中，对着那位把真容隐藏在巨大橘猫背后的克里斯·马克，她同样承认自己根本不是电影爱好者，「到25岁为止，我只看过大约10部电影。我没上过影视学院，也没当过导演助手，我运用我的想象，投身于电影拍摄中」。

听到这番「不以为耻」的自白，克里斯·马克只是默默翻了个白眼。

《阿涅斯的海滩》

「你为何不做摄影，改做电影拍摄呢？」问话者的声音经过刻意的处理，显得冷淡呆板，纪念一位最伟大的女导演瓦尔达浑不在意：「因为我想要有声音，我以为如果你把很多图片配上声音，那就变成电影了。当然，我很快就知道那不是一回事。」

这部《阿涅斯论瓦尔达》更像一部回忆录，没有太多新的素材，即使谈到创作时，瓦尔达说「创作是你拍电影的方式，用什么方法，什么结构，独立创作还是共同创作，彩色还是黑白」，她始终不是一位纯粹的电影制作人，而是一名特立独行的视觉艺术家，她感兴趣的是拍摄「人」，是这些「其他人」让她困惑，让她着迷。

80岁的阿涅斯·瓦尔达把「扫帚」和「年」放在一起做比，生日那天，她果然收到了80把形态各异的扫帚，在这意外的惊喜之中，她预感到了生命无可避免的终结。

2007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，圣查尔斯教堂，正展示着瓦尔达半个多世纪前拍摄的黑白照片，她一张一张介绍，突然意识到照片里的人全都已经死去，她开始哭泣，在照片前洒下玫瑰和秋海棠，凄惶地怀念起丈夫雅克·德米。

90岁的阿涅斯·瓦尔达，再次面对这些照片，仍有对雅克·德米的深切怀念，她不再伤悲，用一系列自画像为这段序曲作结，打趣80岁时的恐慌情绪，90岁了，似乎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了。

新世纪到来后，她使用数码摄像机拍摄自己皱纹斑驳的脸，发芽皱缩的心型土豆，回收胶卷和放胶卷的圆筒，制作「胶片小屋」，赋予它们另一次生命，用成千上万旧衣物和随机抓取的铁抓钩制作装置艺术，以定格动画展示爱猫的葬礼。

早年支配着《五至七时的克莱奥》的那种对死亡的恐惧一直都在，但像孩子们形容的墓地一样：「这里更像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开心的地方，」因为「没有失去，通过创造和想象而转变」。

阿涅斯·瓦尔达在2019年3月29日逝世，4月2日葬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，吊唁者俱是艺术名流，也许她宁可像风卷尘沙，「在模糊中消失」。

瓦尔达说过：「记忆就像我手中的沙子」，还说：「如果人们打开我，他们就会发现海滩」，在《阿涅斯论瓦尔达》的结尾，风又一次刮了起来，结束电影，也就此告别。